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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思想政治理論課是落實立德樹人根本任務的關鍵課程》的基本內容

　　《求是》2020年第17期發表了習近平總書記于2019年3月18日在學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座談會上的講話，全文近1萬字，突出強調了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戰略地位和重要作用，“思想政治理論課是落實立德樹人根本任務的關鍵課程”，而不是關鍵課程之一，同時明確了思政課建設的基本目標、原則與政策要求。

　　習近平總書記主要是講了四個問題：一是辦好思想政治理論課意義重大。他從黨的歷史傳承、自身的經驗與實踐、新時代的歷史定位（要放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全局中來看待，要從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高度來對待）、意識形態斗爭的復雜性及各種思想都在爭奪青年等方面進行了分析。江澤民指出：“思想宣傳陣地，社會主義思想不去占領，資本主義思想就必然會去占領。”胡錦濤指出：“意識形態領域歷來是敵對勢力同我們激烈爭奪的重要陣地，如果這個陣地出了問題，就可能導致社會動亂甚至喪失政權。”習近平形象而深刻地把青年時期稱為人生的“拔節孕穗期”，強調一定要在這個時期做好對青少年的價值觀教育，進行“精心引導和栽培”。當前信息化時代，復雜多變的信息對青年人思想塑造的不確定性越來越突出。青年人信息獲取的多源化、便捷化、即時化、去中心化、去權威化、碎片化、國際化等以及信息處理存在著主觀化、娛樂化、孤島化、粗糙化、立場化等問題，因此，青年大學生的思想認知與價值取向多樣多變，需要思想政治理論課作為課堂主渠道與關鍵課程加以“精心引導和栽培”。

　　二是辦好思想政治理論課關鍵在教師，關鍵在發揮教師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思政課教師要做到第一政治要強，第二情懷要深，第三思維要新，第四視野要廣，第五自律要嚴，第六人格要正。習近平總書記在這里也強調了思政課教師的首要屬性——政治要強，也就是說思政課教師首先要具有鮮明的政治立場、突出的政治理論素養以及政治意識。

　　三是推動思想政治理論課改革創新，不斷增強思政課的思想性、理論性和親和力、針對性。思政課創新要堅持“八個統一”。堅持政治性和學理性相統一，要堅持價值性和知識性相統一，要堅持建設性和批判性相統一，要堅持理論性和實踐性相統一，要堅持統一性和多樣性相統一，要堅持主導性和主體性相統一，要堅持灌輸性和啟發性相統一，要堅持顯性教育和隱性教育相統一。習近平總書記特別在這里也突出強調了思政課的政治性，政治引導是思政課的基本功能，并且強調思政課的政治引導功能，并不是要把課講成簡單的政治宣傳，而要以透徹的學理分析回應學生。

　　四是加強黨對思想政治理論課建設的領導。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各級黨委要把思政課建設擺上重要議程，抓住制約思政課建設的突出問題，在工作格局、隊伍建設、支持保障等方面采取有效措施。學校黨委書記、校長要帶頭走進課堂，帶頭推動思政課建設，帶頭聯系思政課教師。要配齊建強思政課專職教師隊伍，建設專職為主、專兼結合、數量充足、素質優良的思政課教師隊伍。在思政課教師選用、管理、考核中要嚴把政治關、師德關、業務關。要改革思政課教師評價機制，提高評價中的教學和教學研究占比。高度重視思政課教師隊伍后備人才培養，加強馬克思主義學院、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建設，統籌推進馬克思主義理論本碩博一體化人才培養工作，不斷為思政課教師隊伍輸送高水平人才。學校干部隊伍建設要把思政課教師作為重要來源。

　　二、發達國家關于思想政治教育課程的基本情況

　　從國際比較的角度，發達國家也非常重視思想政治教育課程。有人認為, 思想政治教育或思想政治理論課這一概念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是不存在的，這種看法是片面的。共產黨首先將這一社會實踐活動命名為“思想政治教育”，但是不是說只有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國家才實施，其他社會性質的國家就沒有開展這樣的活動, 只不過不同國家對該類活動有不同的命名與政策要求。因此，如果有人認為思想政治教育或思政課只存在于社會主義國家, 這種看法是非常錯誤的。

　　西方國家也都存在著思想政治教育活動，如西方國家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內容主要包括:公民教育、道德教育、法制教育、宗教教育、歷史教育。1968 年美國學者杰克遜第一次在《教育生活》書中提出了“隱性課程”一詞。他認為：除了學生在高校課堂上取得專業學習進步的同時，也在高校的基本生活中取得了在價值觀、自我面對問題的態度、動機和其他心理方面的發展。而對于這種非正式的文化傳遞則被杰克遜稱之為“隱性課程”。

　　在美國, 95%以上的大學都開設通識教育課程,并且以必修課的形式開設，如美國憲法、西方思想史等。美國在課堂教學方面的特點是:首先開設思想政治教育類課程, 直接對大學生進行道德教育，如職業道德, 法律基礎。其次，把思想政治教育內容滲透到各科教學之中。通過開設哲學、宗教、歷史、地理、倫理學等人文社會科學課程,使學生在學習中獲得大量道德知識，提高道德判斷能力，培養學生的國民精神, 使思想政治教育課與人文素質教育、傳授科學知識與培養道德素養結合起來，并注重實效性。美國的學生活動中心經常舉辦報告會, 組織學生參觀各類公共教育資源，如國會大廈、華盛頓紀念堂、國會圖書館等，還有到各類行政機構、社區進行參觀實踐，如各級法院、議會和市政府等。在這種過程中，學生的國家學生的國家理念就被強化了。

　　英國思想政治教育的課程有三類:宗教教義;社會學科;道德建設。其中宗教教義的教材，是根據國教會的協議編寫的,只介紹有關宗教的一般知識, 排除具體的宗派性。社會學科具體包括語文、歷史、地理、外語等。道德課程的教材是在20世紀70年代后才出現的, 既與宗教教育有聯系, 又有本質的不同, 與現實生活密切聯系, 內容生動活潑, 易為學生所接受, 具體包括《生命線》、《起死線》、《品德教育卡》《民主中的價值》。

　　德國則是有非常嚴謹的德育課程體系。在基礎教育中設有政治課和歷史課。政治課用于培養學生的政治認知和政治認同, 歷史課則通過歷史的講述，培養學生以德意志精神為核心的愛國主義和民族精神。在德國，思想道德教育還滲透在倫理學、神學、教育學、法學等課程中, 思想道德教育融于專業學習的各個環節, 貫穿于教育的全過程。

　　日本思想政治教育由政府指揮, 文部省操作執行。自1966年以來, 文部省每年都要進行全國性調查，針對思潮問題、職業觀問題，調整教育工作的政策。 例如戰后的日本曾一度出現德育危機,青少年思想由于收到經濟因素和戰爭因素的影響，呈現虛無態勢，道德水平出現下降。日本政府便及時的重新掀起了加強思想道德教育熱潮，動員全社會都參與到青少年的道德教育中來。這些政策的調整不僅及時，且全面具體，具有很強的操作性。

　　澳大利亞學校一般都把思想政治教育稱為“價值觀教育”(values education)，把“做一個好公民”視為青少年價值觀教育的最終目標, 而好公民的標準則是培養學生具有客觀的認知能力和良好的行為, 強調培養熱愛學習, 追求高標準, 關心自己和他人、關心家庭, 關心社區, 熱愛勞動、熱愛祖國, 以及以身為澳大利亞人感到自豪。

　　許多資本主義國家將中國古代的優秀教育思想引進本國。1990年, 新加坡首次出版中國《三字經》的英譯本, 并且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選進《兒童道德教育叢書》。一些國家將其作為課堂教材來進行思想政治教育活動, 如韓國和日本將儒家經典作為道德教育的學習教材, 包括《論語》《大學》《中庸》等。

　　三、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傳統——領導人的推動與重視

　　從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共產黨的杰出代表都非常強調黨的思想理論建設，不斷推動與參與黨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劉少奇、朱德等人在延安各類培訓班與學校教育中，做報告、講思政課。為了培養抗戰干部和根據地各方面的專門人才，我們黨創辦了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魯迅藝術學院、中國女子大學、陜北公學、延安大學等一批高等學校。這些高校都有一個共同特征，就是非常重視政治課建設，無論是什么專業的學生，都將政治課作為必修課，并在教學計劃及學時安排上予以保證。延安馬列學院當時共開設六門課程：政治經濟學、哲學、馬列主義基本問題、黨的建設、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西洋革命史，其中黨的建設最受歡迎。毛澤東親自過問并具體指示政治課的設置及教學內容，他曾就“抗大”分校課程安排問題指出：“在政治課課程內容上，必須教列寧主義，這是政治上武裝他們頭腦的很基本的問題。此外，民眾運動，共產黨問題，八路軍問題，亦應當作專門課程教，而統一戰線倒可放到中國革命運動史以內教。”為了加強政治課的教學力量，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張聞天、陳云等中共領導人經常到各高等學校講課或作政治報告，有的還被高校聘為兼職政治教員。《中共中央關于延安干部學校的決定》明確規定：“學校所在地的黨的領導機關的負責同志，必須有計劃地經常地到學校做報告，能夠任課的必須擔任教課。”“凡地委及團級以上干部的教育應由中央委員及中央各機關負責同志親身擔任指導。”

　　毛澤東非常善于講思政課。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1926年5月，毛澤東在廣州主持第六期農民運動講習所，親自擔任“中國農民問題”“農村教育”“地理”三門課的講授工作，其中“中國農民問題”達23課時。1927年3月至6月，毛澤東又在武昌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講授“農民問題”“農村教育”“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等課程。在井岡山革命斗爭時期，紅軍教導隊開學后，毛澤東很關心學員，經常抽空來給他們上政治課，講解人民軍隊的宗旨和性質。在江西中央蘇區，毛澤東為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學員講授“蘇維埃運動史”課程，并常去蘇維埃大學作《鄉蘇維埃怎樣進行工作》的報告。僅從1938年3月至年底的10個月中，毛澤東就為“抗大”等在延安的學校開學、期中、畢業講話多達40余次。從1936年10月27日至西安事變發生這段時間，毛澤東在紅軍大學（“抗大”前身）開設并講授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課程。1937年4月至8月，毛澤東又在“抗大”開設了“辯證唯物論”課程。每周二、四上午上課，每次4學時，下午參加學員討論，總共達到110多學時。毛澤東日后回憶說：“那時抗日軍政大學要我去講一講哲學”“他們強迫我去講課，我沒有辦法。這是寫的講義的一部分。花了幾個星期，搜集了些材料，主要是總結中國革命的經驗，每天晚上寫，白天睡覺。”此外，毛澤東做過《中國憲政運動》和《青年運動的方向》的報告。

　　毛澤東第一次到陜公講哲學課時，一開頭就說：“今天跟你們講一個翻天覆地的大問題。”把唯物論和唯心論的哲學問題，說成是‘翻天覆地’的大問題，學員們真是聞所未聞。毛澤東先講唯物論和唯心論，后講反映論和辯證法。這個講稿后來整理出來，就是我們所熟知的《實踐論》和《矛盾論》兩篇文章。這說明，毛澤東《實踐論》和《矛盾論》最先是在陜北公學講的，后來才在“抗大”講授。毛澤東在“抗大”講課和作報告時，通常只帶一個簡明扼要的提綱，把提綱上問題講完后，允許學員寫條子提問題，并隨即予以解答，課堂氣氛十分活躍。

　　陳云、劉少奇、李富春、張聞天等人都做過黨性教育方面的專題報告。當時陳云是中組部部長，他在馬列學院做的專題報告是《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這堂課在延安聲譽很高，有口皆碑，中央黨校、女大、陜公等學校的學員及中央各部領導機關的干部，凡能脫開工作的都爭先恐后地來聽這門課。

　　朱德系統講過《黨的建設》課程、做過《敵后戰場的開辟和發展》和《根據地經濟》等報告。

　　張聞天多次在“抗大”作報告、講課。1937年4月，他在“抗大”第二期第一隊講授《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1938年7月，他對“抗大”第三期的畢業同學作了題為《論待人接物問題》的報告，在陜北公學講過《新民主主義文化》、《論青年的修養》等政治課程或政治報告。

　　劉少奇在“抗大”作過題為《華北戰區工作的經驗》的報告，作過題為《共產主義事業是人類歷史上空前偉大而艱難的事業》的演講（此文為《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的一部分）。

　　周恩來在“抗大”作了題為《第三期抗戰的形勢與與前途》的報告。陜北公學還請周恩來講過《大后方的抗日形勢》和《平江慘案情況》。

　　在“抗大”董必武講《中國現代革命史》，以及在其他場合講過《正統觀和六法全書的批判》，張聞天講《中國問題》，博古講《馬列主義基礎知識》。

　　鄧穎超在中國女子大學講《婦女運動觀》課程，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劉少奇、陳云、洛甫、博古、葉劍英、鄧小平、蔡暢、鄧穎超、吳玉章、徐特立、張鼎丞等都到女子大學做過報告，內容包括政治、軍事、黨的戰略與策略、對敵斗爭、共產黨員的修養、氣節品質、人生觀、革命傳統、革命戀愛觀、婦女運動， 等等。此外，任弼時、李富春、王若飛等也到陜北公學作過演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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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吳繼金《延安時期中共領導人講政治課》，《鐘山風雨》，201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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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張志強 張娟：《延安時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現實啟示》，《陜西教育(高教)》，2019年第5期。